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听王世襄先生忆旧梁思成是我古建筑启蒙老师_[#第一枪]

发布时间:2021-06-07 12:49:33 阅读: 来源:铜合金厂家

听王世襄先生忆旧

2009年11月28日,著名文物收藏家王世襄辞世。这些天,一直在捧读王先生的几本著作。2007年5月25日,曾与友人一同拜访王先生。那天下午,春风和煦,斜阳照过芳草地,王先生精神尚好,九十余年的波澜人生境遇化作一个半小时的谈笑,令我辈颇多感慨。巧得很,那天正是王世襄先生93岁生日。

图:王世襄年轻时和父母在一起

三位文博前辈

话题是从梁思成先生开始的。梁、王两家是世交。梁思成的父亲梁启超是王世襄的伯祖王仁堪的门生。王先生的这位伯祖是清光绪三年丁丑科状元,任过镇江、苏州知府,是一位清官,曾谏阻慈禧太后挪用海军经费修缮颐和园。王世襄的长兄王世富和梁思成是清华学校的同学,同时留美。梁思成的妹妹梁思娴是王先生的母亲金章女士的好友。此外,梁先生的外甥周同轼和王世襄不仅是燕京大学同学,还是同室好友。因此,1943年冬,已于两年前从燕京大学研究院毕业的王世襄南下求职,与梁思成在重庆相遇,彼此一见如故。南下谋生的王世襄,在首选志愿——到故宫博物院从事文物整理和研究工作一时尚无法实现,第二志愿——到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从事研究遭到所长傅斯年的拒绝后,作为引荐人的梁思成对王世襄说:“你的志愿是搞美术史,如果对古建筑有兴趣,可以到中国营造学社边学习边工作,职位是助理研究员。”就这样,王世襄在李庄度过了一段美好时光。在营造学社期间,一方面他和同事一同进行野外调查工作,另一方面则认真阅读古代典籍《营造法式》、清代工匠则例等,这些内容对他日后从事髹漆和明式家具研究有很大的帮助。此外,王世襄还协助梁思成完成了《战区文物保存委员会文物目录》中英文校注工作。王先生回忆说:思成先生长我十几岁,论世交是平辈,论学古建筑是我的启蒙老师。

第二位是曾任北洋政府内务总长、交通总长、代理国务总理的朱启钤先生(字桂辛,号蠖公)。在繁忙政务之余,朱桂老对祖国文化十分重视。在他的策划下,存放在热河行宫的清廷文物得以运回北京,并成立古物陈列所。这是我国最早的艺术博物馆。王世襄的大舅、著名画家金城当时即是桂老的属下,参与了古物陈列所的筹备工作。此外,中国营造学社最开始是朱启钤自己出资创办的。1945年日军投降后,王世襄赴京任职,行前梁思成嘱咐他到京后即拜见朱启钤,汇报营造学社在李庄的情况。王先生回忆说,到京后,朱桂老多次召见他,常常是一个电话就把他叫去了。桂老提到了一本书——我国仅存的一部漆工专著,明黄成撰、杨明注的《髹饰录》。日后,王世襄花了十年的时间,完成了《髹饰录解说》,了却了朱启钤先生的心愿。

第三位是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。马衡和王世襄的父亲王继曾是南洋公学时的同学,两人交情深厚。故宫文物南迁之前,马衡在北平期间,聘请王继曾担任故宫博物院的顾问一职,每逢有外宾参观故宫时,王继曾都要被邀请前来陪同接待,遇有外文函件,也曾代译并拟复。王世襄回忆说:“我从小就知道有这么一位马老伯,马衡先生也曾几次对我说:‘我是看着你长大的。’”1943年,王世襄南下求职,首先拜见的就是马衡。当时的王世襄立下了终生为故宫服务的志愿,只是在抗战期间,尚一时无法实现。谁曾想,人生际遇并非想象的那样简单。

两次人生转变

王先生出生于书香门第、官宦世家。孩提时代的王世襄,受到多方面的教养,但顽皮天性也得到了充分张扬。王世襄自己曾在文章中写道:“我自幼及壮,从小学到大学,始终是玩物丧志,业荒于嬉。秋斗蟋蟀,冬怀鸣虫,韝鹰逐兔,挈狗捉獾,皆乐之不疲。而养鸽飞放,更是不受节令限制的常年癖好。”王先生有一个哥哥叫王世容,聪明好学,颇受亲朋喜欢。而他则顽皮淘气,不肯念书,到处惹祸。世容不幸10岁时病故,亲戚们都说“可惜死了一个好的”。这样,母亲对王世襄不免开始放纵溺爱。“但有一个原则,凡对身体有益的都准许玩;有害身体的,则严加管教,绝对不许可”。

1939年春,母亲金章病逝,给王世襄很大的震撼。他深感玩了多年,很让父母伤心失望,绝不能继续放任自己。这年秋天,他考入燕京大学研究院,从此摒弃一切玩好,专心学业。王世襄说:“这是我一生中的第一个大转变。”因受家庭影响,他对中国美术史感兴趣,上报的论文题目为《中国画论研究》。1941年6月,王世襄以《中国画论研究》(先秦至宋代)一文获得文学硕士学位。太平洋战争爆发后,燕园被日军占领,王世襄回到城内家中,在父亲的鼓励和支持下,完成了《中国画论研究》元明清部分的撰写。

1945年8月日军投降后,在梁思成、马衡二位先生的推荐下,王世襄担任国民政府教育部“清理战时文物损失委员会平津区助理代表”,北上开展追还被敌伪劫夺的文物。在“清损会”平津区代表、教育部特派员沈兼士的领导和朱启钤先生策划下,从1945年11月至1947年初一年多的时间里,共为国家追回七批文物、古籍,分别是:调查接收杨宁史青铜器;收购郭觯斋藏瓷;追查收回美军少尉德士嘉定非法接受日人的瓷器;抢救朱启钤存素堂丝绣;接收溥仪存在天津张园保险柜中的一批文物;接收海关移交德孚洋行的物品;从东京运回被日本掠夺的107箱古籍。有关详情,王先生写有《回忆抗战胜利后平津地区文物清理工作》的文章。

拜访时,王先生饶有兴趣地讲述了在追索文物中得到“宋氏兄妹”帮助的情况。收购郭觯斋藏瓷时,郭的后人同意由公家收购,但经费没有着落。正在无法进展之时,一天王世襄接到朱启钤的电话,告知行政院院长宋子文将要来访,让他赶快把办理杨宁史青铜器和郭觯斋藏瓷多方受阻的经过,写成“节略”,等宋来时当面呈交。后来宋子文看到“节略”,表示马上办理。最终郭觯斋藏瓷由宋子文批准出资收购,从郭家运到故宫,存入延禧宫库房。存素堂丝绣原为朱桂老购藏,后经张学良介绍,在得到今后不能卖给外国人的承诺后,以20万元的价格售与东北边业银行。“九一八”事变后,这批丝绣被伪满定为“国宝”。1946年5月,长春被解放军包围,朱启钤担心丝绣被战火毁掉,忧心忡忡。一天傍晚,他打电话让王世襄速来家中,告诉他宋美龄经北平到东北,让他赶快用“清损会平津区办公处”和王世襄个人的名义,写一个呈文,极言这批丝绣的重要,请宋美龄帮忙转移到安全地点。王世襄照此办理,呈文送给桂老,桂老略作修改后,让王世襄重新誊抄了一遍。桂老设法转交宋美龄。后来,在宋美龄的干预下,这批丝绣被空运到京,存放进中央银行保险库。

1947年2月,经过长途跋涉,王世襄将被日军劫夺的107箱善本图书运送回上海,郑振铎派谢辰生、孙家晋到码头迎接。所有交接手续办理完毕后,3月初,王世襄到一直心向往之的故宫博物院报到,担任古物馆科长。1948年6月,在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资助下,院长马衡派王世襄赴美国、加拿大参观、学习。1949年8月中旬,回到故宫。这时,距离新中国开国大典不到两个月。

1952年,正在广西南宁参加土改的王世襄和其他故宫人员,被急电召回。下火车不准回家,在故宫暂住一夜,次日晨全院人员分送东岳庙、白云观参加“三反”运动集中学习。因为“清损会平津区助理代表”的身份和追回大量国宝的“特殊经历”,王世襄成为故宫“三反”运动中重点清查的对象,理由是“国民党接收大员没有不贪污的”,并且还勒令他揭发院长马衡的问题。在东岳庙轮番“轰炸”四个月后,又被北京市公安局看守所拘留审查10个月。王先生回忆说,在看守所他是38号,有一天听到喊“56号”,声音颇像同样被审查的朱家溍,此后几次听到应声,知道老友也到了看守所。出狱后两人见面,谈起遭遇,朱对王说:“你是38号。”

审查结果,没有贪污盗窃问题,释放回家。但谁曾想,却收到原单位公函,被开除公职,令去劳动局登记,自谋出路。在家养病一年后,王世襄到民族音乐研究所工作。后来吴孟超担任故宫博物院院长,想把王世襄调回故宫,“音研所”两位所长不同意,王未表态,最终未成。但吴院长看重王世襄的才华,发给他三个聘书。后来,王世襄在“音研所”被划为右派,1962年摘掉右派帽子,到中国文物研究所工作,但随后而来的就是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。王世襄的“故宫梦”就此打住。谈到这段不公正待遇,王先生说:“这是我一生中的第二个转变,故宫把我开除了,我只好把终生为故宫服务的志愿,改为终身研究中国文化。”

经历了“三反”和“反右”,王世襄坚定了“自珍”的道路,即“更加严于律己,规规矩矩,堂堂正正做人”,“平心静气,不亢不卑”,“发现有何对国家、对人民有益之工作而尚能胜任者,全力以赴,不辞十倍之艰苦、辛劳,达到妥善完成之目的。自信行之十年、二十年、三十年,当可得到世人公正、正确之理解与承认”。

一个归宿

芳嘉园小院是王家的老宅,本是一个环境幽静的庭院,朋友相聚,甚得乐趣。“文革”当中,小院成为八家人居住的大杂院,只可惜了王先生所藏的明清家具。黄苗子夫人郁风曾写道:“那些本该陈列在博物馆中的精美明式家具竟然是挤在一堆,高条案下面是八仙桌,八仙桌下面是矮几,一层一层套着。光滑而显露木纹的花梨长方桌上,放着瓶瓶罐罐,吃剩的面条,半碗炸酱。紫檀雕花、编藤面的榻上堆放一些被褥,就是主人就寝的地方了。大书案边上的坐椅竟然是元代式样带脚凳的大圈椅,而那结构精美的明代脸盆架上搭放着待洗的衣服。”

唐山大地震后,小院中的居民搬到日坛公园搭帐篷居住,王世襄不愿离开他的这些宝贝,干脆躺进紫檀大柜睡觉,而且还不怕“屋破雨漏”。

后来情况越来越糟糕。堆放这些家具的三间北屋后墙,正是后院五家住户所搭的小厨房的后墙。这些小厨房都用油毡覆顶,距离北屋房檐只有三尺,一旦有一家厨房不慎失火的话,北屋连同这些历时数十年收藏的明式家具都将付之一炬。此外,房管局安排搬来的住户,是一个白铁匠,整天打铁、焊洋铁壶,他的老婆则捡拾垃圾,堆得满院都是。面对如此境况,王世襄多次到街道办事处、房管局和文物局反映,有关部门派人查看后,送来几个灭火器,实质问题并未得到解决。

在这种情况下,王先生只有考虑搬家了。恰巧此时,上海博物馆修建完工,且辟有专门的家具展厅,只是没有一件家具可供展出。几经辗转,香港的庄贵仑欲购买王世襄所藏明清家具,捐赠给上海博物馆,以纪念他的先人。王世襄明确表示,只要出资者购买所藏家具后一件不留,全部捐赠给上海博物馆。同意这个条件,收入《明式家具珍赏》中的家具他也一件不留,而且不讲价钱,只要对方所出资金能够在北京购买一处居所就行。最终各遂心愿。1993年,庄先生买下王世襄所藏79件明式家具全部捐赠给上海博物馆,而王世襄也用庄先生所出——仅是当时国际行情的十分之一的资金购买了位于芳草地的新居。当然,最让王世襄感到欣慰的,是这搜集了40余年的79件心爱之物有了一个永久安定的家。

谈起这件往事,王先生说,若按当时与庄贵仑的约定,自己所藏四把一堂之牡丹纹紫檀大椅,只有一把两次出现在《明式家具珍赏》图录中,其余三把完全可以按照约定不必捐献出来。而他不愿拆散它们,四把明代精品摆在一起实在难得,因此便毫不犹豫地全部拿出捐赠了。此外,《珍赏》中还有一件“黄花梨小交杌”,并不算在捐赠数中,因这之前已把它送给杨乃济先生了。几年后,杨先生又将这件家具送还,王世襄又无偿捐给上海博物馆。这样,上海博物馆所展出的俪松居主人旧藏家具就成了完整的80件。

另一个归宿

王先生夫人袁荃猷女士,自幼受传统文化滋养,有幸师从汪孟舒先生学习书法、绘画和古琴艺术,并得到著名古琴演奏家管平湖的悉心传授。1940年,在燕京大学教育系读书的袁荃猷为准备毕业论文,打算编一本中小学国画教材,因为没有合适导师,教育系主任周学章介绍她去找王世襄指导。这是他们爱情的开始。王世襄到李庄营造学社后,两年时间里从未停止过给留在北平的袁荃猷写信。1945年冬,两人喜结连理,并从此共同走过了琴瑟和鸣、相濡以沫的58年的婚姻生活,经历了人生的磨难和同喜共忧。

谈到夫人,王先生讲起两则笑话。干校期间,因有同志劝告袁荃猷“向组织坦白王世襄的问题”,而她始终认为丈夫抗战后清理追缴文物的事情清清楚楚、对工作满腔热忱却遭遇不公,长时间的焦虑患了精神分裂症,病倒在团泊洼干校。1972年,几经周折,在咸宁干校的王世襄才被批准可以前往探亲。不料,就在他到达团泊洼的第二天上午,军宣队团部发来三封加急电报,令他“速返”!他只好立即返回咸宁。事后三个月,他才弄清楚原委。原来,军宣队从报纸上看到黑格访华,因怕王世襄与这位美国高官联系,故急电将他召回干校。王世襄先生笑着说:“军宣队实在是太抬举我了。别说是‘黑鸽’,就是‘白鸽’我也不认识!”

1983年,王世襄被确定为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,报纸上刊登名单时,误将王世襄的“世”字印成了士大夫的“士”。王先生说:“看报纸时,我老伴儿在一旁说:‘甭说是错了,就是写对了也不是你。’”

王世襄回忆说:“荃猷深明大义,在工作上对我的帮助,尽人皆知。思想上的帮助尤为重要。我被文物局、故宫开除后,她提出一定要坚强,对能否坚强的道理,更是一语中的。她说:‘坚强要有本钱,本钱就是自己必须清清白白,没有违法行为,否则一旦被揭发,身败名裂,怎还能坚强?!你有功无罪,竟被开除公职,处理不公问题在上级,因此我们完全具备坚强的条件。’我们从此时起探讨选择今后要走的一条正确人生道路。”

2003年10月29日,夫人袁荃猷去世。回忆旧日生活,王先生深感对不起夫人。他写了多首诗,悼念夫人,追怀他们共同走过的人生岁月,如:

君刻大树图,我赋大树歌,

相濡复相勖,岁月期尚多。

一朝先我去,余生待若何!

五十八年多祸患,

苦中有乐更难忘。

西山待我来归日,

共赏朝霞与夕阳。

而今,两位长者都离我们而去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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